企業信息化搞不下去的地方,一般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技術應用搞不好,包括基礎設施問題、技術服務問題、技術人員問題、信息資源問題等。本質特征表現為,技術效率低。技術投入較高,但對業務不起作用,或起負作用,使企業對信息技術望而生畏,技術應用被邊緣化。應當說,這種情況不少。但僅僅因為這個,信息化就搞不下去的,不是很多。
第二種情況是,技術應用解決了,但管理跟不上。技術應用一旦進入業務核心部門,一系列管理問題隨之而來,包括在決策信息化、生產信息化、經營信息化中,技術應用不同程度帶來管理上的矛盾。本質特征是,技術效率高,而管理效率低。表現為,企業信息化對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效果不明顯,成本與收益之比不理想。這種情況,是管理制度建設和執行的問題,事在人為,通過加強管理,可以有效解決。
第三種情況是,技術和管理的結合做到了,但碰到機制的天花板。表現為效率高而效能低。效率高而效能低的本質特征表現在:矛盾不是集中在成本和收益之比這個關系上,而是集中在這個比例關系的微分關系上。這是什么意思呢?舉例來說,經營環節透明化,技術和管理都沒有問題,但部門利益扯后腿,讓技術和管理都不起作用。也就是說,扁平化機制下的效率與金字塔機制下的效率,前進中產生了不同步。部門和中間利益受損,就是不同步帶來的。這種情況,超過了行為控制的范圍,不是“事在人為”能解決的,是機制本身的問題。從金字塔機制,轉變為扁平化機制,不光是改變了效率關系,更主要是改變了效率變化的斜率,實質是改變了利益的技術結構關系。企業信息化一到了這里,沒有改革綱領,必死無疑。我們后面再重點分析其中的原因和癥結。
第四種情況,技術、管理和機制問題都解決了,但碰到體制的天花板。表現為企業信息化提高了效能,但帶來一系列根本性利益沖突。本質特征是,改變了利益的技術結構,但無法改變利益的經濟結構。這類矛盾表現出的現象通常是:如果這個一把手是上級任命的,他為什么非要把企業搞活、非要考慮企業的長遠利益、非要貼近市場而不是靠著上面、非要找資本市場而不靠銀行喂奶、非要把利益關系透明化而不打點埋伏?
對第一種情況來說,一把手不重視,只要CIO得力,也可以解決;對第二種情況來說,一把手在技術部門和業務部門間的協調很重要,技術和管理部門自我協調也不是沒有可能。現在的“一把手重視”,往往都是重視這兩種情況。第三種情況和第四種情況,沒有一把手重視,根本沒有可能解決。一把手重視,但沒有把方向確定到這里,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不能泛泛說一把手重視,就能解決問題。這里涉及到一把手的方向選擇問題:要不要面向流程創新機制,要不要面向市場改革體制?只有選擇了這兩個方向,才談得上解決問題的意愿。否則,過來人都知道,哪有一個企業本來是想上個技術項目,最后變成因為與技術理不順,就對企業掀房頂拆房子(改革機制、體制),有這樣的一把手嗎?如果企業信息化的負責人不是一把手,就更談不上了。
企業信息化難以從技術、管理變革,深化到機制、體制創新,這就是一些企業搞信息化失敗的根本原因。除非你把企業信息化定義成跟機制和體制都沒有關系的技術概念。但這明擺是自欺欺人。
實踐證明,改革也是企業信息化的硬道理
斯達的真經,在于“體制-機制-管理-技術”這個順序,他和別人通常的做法是相反的。許多人學習斯達時,可能根本沒有注意這個問題。順序問題為什么這么重要呢?因為這種順序反映的是根本理念的不同。體制先于技術,這個路徑選擇的實質,是把改革作為企業信息化的綱。這就是斯達首創。斯達之于信息化改革,相當于小崗村之于農村改革,都是打響了改革第一炮。
搞企業信息化,上來第一步解決的,是體制問題。
體制改革問題的核心,是產權改革。以前為什么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呢?首先,國外企業搞信息化,基本不存在體制改革問題;中國IT民營企業,天生就是市場經濟,甚至直接就是海歸派帶來的體制,這個問題也不突出;聯想經驗和海爾經驗中,體制這個問題,在信息化之前就解決了,所以一上來是解決機制問題。而國內作為企業主體的大多數傳統企業,卻都面臨體制問題。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企業搞信息化,搞到頭,早晚會被憋死。
中國傳統企業搞不活的問題,有兩個特殊背景。一是計劃經濟傳統體制,二是粗放經營生產方式。解決這兩個問題,其實正是信息化的長項。信息化的本質是搞活,計劃經濟和粗放經營都是搞死。信息化貼近市場,靈活反應,正是計劃經濟的反面;信息化講求效能,正是粗放經營的反面。信息化與計劃經濟、粗放經營的這種相對關系,不在操作層面,而是體制、機制層面上的。如果信息化的目標模式不在體制、機制這里定位,信息化對“兩個根本性轉變”,只能是“愛莫能助”。
斯達在1996年當時的大環境和政策背景下,進行信息化體制改革,政策條件并不成熟。董鷹采取的是一種變通方式:與外資合資。合資是“假”,實現企業資產重組是真。這是斯達經驗寫不到臺面上的一個真經。
資本重組又是個什么路數呢?原來,董鷹真實的意圖是:通過合資將生產經營性有效資產剝離出來,組成一個新的發展主體;剩下的企業辦社會部分及其他經營性公司組成負債主體。這相當于在企業內搞“一國兩制”。如今,國有企業面臨的,也正是董鷹當年面對的同一個問題。在這里,政策不出招,企業只能干瞪眼。
搞信息化,體制問題解決了,往下是機制問題。
許多一把手,不明白這里的名堂。信息化機制,存在制度經濟學說的“路徑依賴”。一開始目標模式不對,不僅不能成事,還會敗事—強化原有機制。路徑選擇的岔路口,斯達、海爾和聯想都與眾不同地找出了:“以流程轉變為核心”。而我們一些企業的做法往往只考慮加強職能。幸虧這三個企業不唯上,只唯實,才把企業信息化搞通了。可憐的是,許多企業向海爾、斯達取經,竟把擺在那兒的經都抄反了。關鍵的一岔,就是從這里搬錯了道叉。所以兩條鐵軌表面上一模一樣,實際上南轅北轍。
斯達對誕生的新的發展主體通過機制、管理和技術創新,特別是從抓原材料采購、產品銷售和生產流程這三個關鍵環節入手,在管理信息化上不斷推進,促使新的發展主體高速發展。負債主體則利用國家各項政策,建立社區服務體系,盤活一塊、搞活一塊,逐漸卸掉包袱。隨著發展主體高速發展進而扶持和帶動負債主體還清債務,擺脫困境最終實現共同發展。
當然,企業搞信息化,能不能從體制改革入手,往往不取決于企業本身,如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正如有關人士指出的那樣,企業信息化是個發展問題,推進企業信息化,卻是個改革問題。我以為,通過改革,在中國建立企業家制度,是推進企業信息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對許多企業來說,不是制度環境不到位,而是制度的改造不到位。在這方面,企業推進信息化,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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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企業信息化大路子是不是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