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別有洞天
我邁進合資公司大門的時候，公司中方總經理以及信息部經理都已經換人了，新的信息部經理也是來自廠計算站的，是我國一所頂級理工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與新的中方總經理是校友，這位新經理對我也很了解，所以筆試以后的面試就免了，體檢以后我們這一批新招進來的人就正式進入了合資企業。
我原先的組長現在是計算機主管，我一報到他就拉我去拜訪通訊主管和通訊工程師， 信息部的業務分為通訊和計算機應用兩部分，根據合資合同規定信息部屬于公司的二級部門，歸總經理直接領導。這種機構設置在當時是國內比較罕見的，這說明當時的中、外方領導是非常重視信息化在企業中的應用的。
說到信息部機構設置， 我經歷了多次變遷，在不同場合很多人跟我討論信息部在企業中的等級問題。記得有一年參加一個活動，一個非常了解我們公司情況的小老板和我談起我們的機構設置，那時候因為公司發展了，又增設了不少二級部門和三級部門。他對此頗有微詞， 直言“ 某某部和信息部就完全沒有必要設成二級部門”。我聽后不禁插話表示不能認同。他聽到我的話后很感興趣，執意要我說說理由，我說：“如果一個新成立的公司把信息部設立為直屬總經理領導的，與商務、財務、制造等部門平級，說明老板對信息化有較高的需求，也想招聘到高級的IT人才；如果一個成立多年的公司信息部是直屬總經理領導的，那說明這個公司的信息化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并且也具有了能夠勝任這樣工作的IT經理。反之，要么是上層不把信息化當回事，要么是公司信息化不怎么地或者找不到合適的IT人才。”他聽后誤以為我在指責他不懂信息化，臉色有些不好看，生硬地說：“什么信息化，裝門面！” ，說完后停頓了一下， 又莫名其妙地補充了一句文縐縐的話：“讓ERP走開吧”。我原以為碰到了知音，本想繼續“演奏”下去，聽了他的話只好悻悻地收琴了，其實我的觀點已經很明確了，再和他辯論下去也沒什么意思了，想想他也不錯了，能把信息化和ERP混淆成一個概念，對他這樣的小老板已經進步不少了，至于我對信息部機構設置所說的那些話，至今仍然認為“很經典”，只要有人和我探討我總是這么幾句話。
再接著說我剛進公司的事兒，拜訪完我們信息部的另一半員工，我參加了公司組織的崗前培訓，我們那一批的培訓總共才一天，上、下午各由不同的領導培訓不同的內容。上午培訓的內容是由外方制造部經理講解外方公司的歷史，那位經理身材魁梧，穿一身筆挺的西服配一條鮮紅的領帶，感覺這個人好帥。現場還有一名紅臉的外方專家坐在門口，像小學生一樣雙手放在膝蓋上筆挺地坐著，也不知道他來聽培訓是什么意思。培訓一開始制造部經理問大家什么叫合資企業，幾次詢問現場沒有一個人舉手，其實大家都知道答案，因為這是我們筆試公共答卷中的第一道題，不過中國人不愿張揚的“謙虛”使這個外方經理誤以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他略略表示了遺憾并請那位紅臉專家回答這個問題，那位專家馬上頭一昂、高聲大氣地回答了問題，結果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評語。
此事讓我第一次親身感悟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別，以后類似的事還碰到不少，仍然拿這位制造部經理說吧，他給我們公司撰寫的管理制度草稿上竟然有“上班不許攜帶武器”這樣的話；還有一次，公司經理部開會決定處罰一名員工，當他看到工會主席也表示同意后感到非常不理解，會后去質問工會主席：“你是工會主席，你為什么也贊成處罰員工？”這件事又一次讓我感到新鮮。
后來我們才逐漸知道這位經理原來不是位注重穿著的人，他甚至經常穿著不合身的工作服下現場，但是他參加各種活動的時候總是穿戴整潔，而且他也經常要求翻譯們這樣做，因為這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聯想起給我們培訓的那天上午他筆挺的西服和鮮紅的領帶，我心中總會涌現出一絲感動。若干年后這位經理因為他突出的貢獻得到了我國政府頒發給外國專家的“友誼獎”，他非常看重這個獎項，專門把夫人從國外接來共同領受這份榮譽。我在這里說這些是因為我覺得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許多優秀的品質，后來他因為年事已高請了長假回國，最終在家鄉去世。大家對他都很懷念，以工人們的話說就是“好老頭”！
“好老頭”培訓完了以后，下午就該中方總經理給我們培訓了，他培訓的內容是講解成立合資公司談判的全過程，通過這次講解我才知道原來當初合資談判中方代表團10名代表中工廠只有2名，其他成員都是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經貿委、海關、稅務等政府部門的人員，他們作為代表團成員實質上起著“把關”的作用。談判先是在國外進行了40多天最后談崩了，回國后在有關領導的指示下在北京飯店又談了40多天才談成，簽訂的合資合同是在吸取了廣州和北京的兩家合資企業經驗的基礎上完成的。我突然聯想到了在從國外拉回的設備面前，群情激昂的人們罵出的“賣國賊”那句話，對比這種艱苦的談判，我覺得說這樣的話未免有些太輕率了，不過也不能怪那些人，“不知者不為過”么。
大約一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好老頭”辦公桌上見到幾張鉛印的紙散亂在那里，掃了一眼正好看到一句話，大概意思是“他們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管我們能否賺錢”，一問翻譯才知道這是國外某個機構寄來的調查問卷，了解合資企業在中國的現狀，這句話就是問卷上的一個選項。這個選項的設計不禁又讓我聯想起“賣國賊”那句話，我不知道他們國內的工人知道那個生產線被拆到中國來了，是否也會罵他們的老板是“賣國賊”，我覺得如果大家都覺得吃虧了也許就都不吃虧了。
剛進公司的時候還沒有開始正式生產，廠房里亂七八糟，說起來大家可能不相信，公司經常在星期天上午組織義務勞動來清理廠房，那時候一周只休息一天，雖然被占了半天時間但大家都沒有怨言，而且外方員工也都參加這樣的勞動，經常在車間可以看到那些外方人員穿著工作服混在我們中間。說起這些還有個花絮，有一次一輛黃河卡車拉著一個五噸重的鋼錠出車間，由于地面還沒平整硬化，坑坑洼洼的，司機又是個新手，開著開著不知怎么地就翻了車。據說車是慢慢地傾斜側翻的，當時車上還有三個小伙子，他們反應很快，扒住另一側的車幫跳了出去。事后大家都說他們“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可是這句話過了許多年也沒有靈驗，后來有一天有人想起這件事了，說三個人果然都有“后福”了，一個就是公司現在的制造部經理，另一個發財以后移民北美了，而第三個現在是一家大型國企在大洋洲某國分公司的商務部經理，真的都靈驗了。
進公司后我深刻地感到公司的企業文化與我所在的工廠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所有員工獎金發放是保密的，公司規定辦公室的門必須是敞開著的，每個家庭只準有一個人在公司工作，所有非生產經營的團體活動必須放在下班以后進行，公司還鼓勵員工穿著整潔、漂亮的衣服上下班。
有一次班車到達廠門口的時候正好趕上瓢潑大雨，由于從門口到工作所在的分廠都要走一段路，所以大家都躲在車里等雨小一點再走。我那天正好穿了一身淺色毛料西服，在一車人中間特別顯眼，看看大雨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我就叫司機打開車門，一個箭步沖到大雨之中，只聽身后一片驚叫。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其他班車上的合資公司員工也都是冒雨沖進了公司，我沖出去后班車里爆發了一次小小的爭論，一些人贊嘆合資企業的紀律，也有人不以為然地說：“跟人家比，人家掙多少錢？！”這話博得了許多人的贊同，不過我至今不能認同這個觀點。
那時員工的工資雖然比廠里的多，但遠沒有按合資合同規定的數額發放，公司把多余的錢設立專門的賬戶存起來了，后來廠里集資蓋樓房解決職工居住問題，公司從那專門的賬戶拿出一筆錢和廠里一起搞，由于在員工出資以外，單位又額外出了資金，我們的分房條件比廠里就優越了許多，首先是女員工也可以參加分房，這在當時一般單位很難做到，其次是降低了分房的條件，從房搬入樓房的條件以及從小居室搬入大居室的條件都降低了許多，許多人因此搬出了小平房住進了寬敞的樓房，我也一步登天地從狹窄的平房搬入六十多平方米兩室一廳的樓房，并從此告別了“跑月票”的歷史。
盡管分房的條件相對寬松但公司為分房制定的條件卻非常復雜，加之參與分房的人又非常多，因此主管部門不得不從信息部抽調了兩名成員使用計算機打分確定分配結果，這兩位信息部成員因此列席了最后一個晚上的會議，目睹了當時的激烈情況。當時許多經理對我是否在另外的城區還有住房持懷疑態度，一致主張施舍給我一套調劑下來的一居室的舊樓房，而我們經理非常了解我的實際情況，在會上“舌戰群儒、力排眾議”，這才有了我后來的兩室一廳的新樓房。
在年終部門座談會上我大發感言：“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感謝社會主義、感謝資本主義”，那些人被我逗得哈哈大笑， 說你怎么亂感謝呢。我說沒有亂感謝啊，合資公司不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么，我是來了合資公司才有資格住上二室一廳住房的啊，他們聽后面面相覷，說還有這么解釋的？其實我也就是隨口一說的，不知道這么說是否有道理，不過我感謝了半天沒有感謝我們經理，其實當時真該感謝我們的經理，因為座談會經理當時就在場，說這話有拍馬屁的嫌疑，所以我沒好意思說。
在合資公司那個環境工作了一個階段以后，我也切身體會到了中外合資公司是中國通往外部世界的橋梁。有一天中午休息，我到一個翻譯的辦公室找他，見他和其他幾個翻譯正熱烈地和一個老外說著什么，那個老外一臉茫然地聽著，后來他們一起笑了起來。原來那個老外不明白我們幾十美元的工資如何支撐一個家庭的生活，那幾個翻譯給他算了一本流水賬，吃飯、穿衣、房租、水電，算來算去最后竟然還有余款可供儲蓄，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還有個外方專家第一次來公司的時候非常感慨地說，看你們每個人臉色都很健康，衣著都非常整潔，商店的貨架上滿滿的，真沒有想到情況竟會是這樣的。
對我來說， 來到合資公司是我運中的又一個轉折點，這個公司培養了我， 給我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公司成立之初那許多值得經常回憶的事情，多年來都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許多年后公司穩步盈利，外方也慢慢地抽走了他們的大部分經理，此時的公司卻悄悄地開始了蛻變，原先的許多制度和規定逐步變成停留在紙面上的東西，在方方面面都出現了一些不該有的現象，而這時公司無論員工工資還是干部的工資與廠里相比差距沒有縮小甚至更大了，我把這種變化稱作“ 合資公司的異化”，我說不清別的中外合資企業有沒有這種現象，我也說不清產生這種“異化”的緣由，但我可以肯定，給員工發多少錢并不是搞好企業管理的唯一因素， 這也是我對前面提到的“雨中班車上的結論”不能贊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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